办公桌上，蓝色的特百惠水杯里，泡着几朵田七花和几片山楂。明眸皓齿的艾欣在温婉的嘉琪耳边说：胡老师用西兰花和蘑菇泡水喝。嘉琪俯身掩嘴笑着，目光却调皮地盯着那杯子。
我细细看了看，杯中泡发的田七花和山楂果然活生生地像西兰花和蘑菇，脑子里不由想象出西兰花蘑菇泡水喝的妙趣，也不禁随之莞尔。
田七花和山楂是老妈放进我的包裹里带出来的。
暑假将尽，我要返回顺德的前一天，妈妈拿出一摞“脑心通”，要我带出去吃。因为她发现我总在凌晨醒来，到客厅看书或看电视，疑似失眠。“脑心通”是用来治疗脑萎缩的药。几年前，妈妈老叫头晕，被诊断为轻度脑萎缩。当时一家人很紧张，她自己便通过农村医保，医院，开了许多这种药，自已吃一些，还攒了一些下来。
她攒下来自然是为了我。我自小多病，一条命半是天赐半是吃药打针活下来的。小时候，每逢天气变化，或少穿衣服，动辄便感冒发烧，气喘咳嗽。天寒地冻的冬夜，妈妈用大棉袄裹着我，把我背在背上，打着手电，去找乡村的“赤脚医生”看病。寒风的凛冽、山路的崎岖、冬夜里清冷的星空、妈妈瘦弱温暖而颠簸的脊背以及半夜拍门喊医生起床的焦急的声音，至今都清晰地记在我脑子里。
那时弟弟妹妹幼小，父亲在外乡工作，几个月甚至半年才回家一次。母亲白天出工，在生产队干活，因劳力单薄，赚不够“工分”，几乎年年“超支”。我频繁发作的疾病，对家里、对母亲来说，简直雪上加霜。
母亲性情刚硬易怒，一年中难得有慈和的时候，对儿女的爱的表达也是刚硬甚至逆反的。一字不识的她有一个坚定而朴素的想法：有病就得看医生，药能治病。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，母亲也是多病之身。父亲在世时，母亲但凡身体不适，他便骑着自行车载着她去乡里或坐车到县城看病。母亲穿着体面，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自行车发出“咣啷咣啷”的声响，父亲弓着身，载着母亲远去。这是我小时候常常见到的一幕。父亲离去后，母亲便按照她对疾病的简单理解去打理自已的身体。感觉“嘴里无味”，便吃感冒药；胃肠不好，便吃“氟哌酸”；睡眠不好，便吃安眠药。
母亲的执拗是我没有完全了解到的。给她的营养素，必须盯着她才吃一点，有时要拿在手上，倒好水，送到她嘴边才肯吃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只要回到老家，就发现她的床头边、枕头下全是那些西药。于是便连篇累牍、苦口婆心地给她讲“是药三分毒”的道理。她老了，道理上自然争不过我，暗地里却还是偷偷吃那些药，以至于我有时用很严厉的语气批评她。规劝无效，想到乱吃药、想到西药的毒副作用对健康的伤害，我有时简直气急败坏。
前几年，妈妈腰椎间盘突出，压迫右腿神经，日夜疼痛。医院挂床住院治疗，每天去，她总要飞快地往病床枕头下塞什么东西。有一次，我趁她不在，翻开枕头，打开小布包一看，里面赫然便是一整块的感冒药。凝视良久，我眼热心酸，喉头发硬，悄悄把药放了回去。那一刻，我想明白了：母亲对药物的依赖，是因为西药见效快，而无止休的病痛又让她急于求成。营养素起效慢，甚至可能发生“好转反应”，她性子急，便视为无用。而这些原由，我之前都没有考虑到，只是一味地责怪她的错误与无知……
今年暑假回去，她又拎出一摞捆绑得整整齐齐的“脑心通”让我吃，说吃了“更好睡”。她那“见多识广”、“知识渊博”的儿子自然不肯顺从。临别前一天，她很高兴地拎着一大包东西回来，说：“把这些带出去，每天泡茶喝。”打开一看，是一包包中药材，有田七花、山楂片，有百合、西洋参片。原来，她没法可想，就提着那些“脑心通”，找到在药店工作的外甥女，我的表妹汀华，让她将“脑心通”折算成等价的中药，给我泡茶喝，来治疗我的“失眠症”……
从等价回报的角度来说，母亲寸步不离地养我成人，我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给日渐年迈的她。可是，爱的天平对父母注定是不公平的。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毫无保留的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义无反顾；而儿女回报父母时，会有很多折扣：工作太忙啦，没法请假啦，家里事多啦……
爱的最好方式是陪伴，可这对于我，对于我们，对于母亲，几乎已成奢望。
而母亲，即使一字不识，即使垂垂老矣，也仍然要以田七花的形式陪伴着我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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